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大午集团董事长孙大午再谈私企的传承

发布时间:2019-06-08 06:57:11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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我们的企业30年了,从一开始就注重文化的建设,从这些年的成绩来看,应该说是比较成功的。真善美为“文”,潜移默化为“化”,所谓文化的功能就是教人们做个好人,做个善人。但单纯的教化毕竟是有限的,也是靠不住的。我们在选干部的时候往往都想选拔德才兼备的人,一方面这些人很难找到,就是找到了,因为道德是动态的,选拔出的这些人才一旦拥有了权力,往往就会变坏。看张子善、成克杰、胡长清等等,哪个不是很好的干部苗子?最后都变坏了,文化的作用真的很有限。

一个家族也是这样,家风家规再好,对家族成员的约束作用也是有限的。比如李锦记家族规定后代们不能太晚婚,不准离婚,不准有婚外情等等,犯规就要退出董事局,这能做到吗?又是如何做到的呢?我是质疑的。靠家风家规来约束,作用肯定有限。多少家族企业在传承问题上被撞得头破血流,有的还闹得分崩离析,甚至家破人亡。不靠制度培养,按自己意愿培养出来的接班人往往出问题。打个比方,上帝是按自己的形象造了人,但是哪一个人像上帝?上帝都做不到,我们人塑造人就更做不到了。除去上帝不会为名利奋斗,我们每一个人都逃脱不了名利纷争,没有欲望就没有功利心,没有功利心就没有事业心,这种欲望和功利才是人类你追我赶往前进的根本动力,所以用文化道德约束人类社会有一定作用,它告诉人什么是正路,教给人“仁义礼智信”,告诉人应该往哪里走,但是想用它从根本上约束人是靠不住的。

依靠道德选拔人才往往是靠不住的,以道德品行为标准,就可能为了掩饰丑恶而产生伪君子。比如隋文帝杨坚废长立幼的故事,杨坚吸取历史上帝位传承的教训,在统一天下的很长时间里,始终保持着克己俭朴的个人生活准则,在后宫生活方面比较严谨,只和独孤皇后生有五子。用他自己的话说就是“前世天子,溺于嬖幸,嫡庶分争,遂有废立,或至亡国;朕旁无姬妾,五子同母,可谓真兄弟也,岂有此忧邪!”五子虽出同母,但他坚持长幼有序的规矩,立长子杨勇为太子。后来见杨勇个人生活上不像自己那么检点,后宫多女宠,就果断改立“不近女色”、生活俭朴的次子杨广为太子。杨广身后虽为万人唾骂,但在他被立为太子的时候,他不仅不近女色,厚以待人,生活节俭,而且天赋甚高,文笔极好,统兵将将无所不能。杨广可能迎合了他父亲的评价标准而上位,上位后荒淫无道,后人皆知了。人是受各方面条件制约和影响的,所谓的高尚道德在复杂的环境中很难一以贯之。

胡适曾经说过这样的话,我很认同:一个肮脏的国家,如果人人讲规则而不是谈道德,最终会变成一个有人味儿的正常国家;一个干净的国家,如果人人都不讲规则却大谈道德、高尚,最终这个国家会堕落成为一个伪君子遍布的肮脏国家。

维系人类社会健康发展最根本的法宝还要靠制度,人类最大的发明创造就是不断完善社会制度。制度就是规则,规则就是文明,不完善的规则也比原始状态的弱肉强食好,规则不完善慢慢去完善。家族企业的传承也应该有制度,比如过去的“传男不传女,传长不传幼”,不管公平与否,毕竟算是一种制度了,制度的产生是人类社会进步的文明结果,没有这些制度战胜不了野蛮,但是野蛮又促使制度不断完善。

一个组织的继承人,未必多么有本事,他只是一个象征,就像庙里的泥胎,其实这个泥胎完全可以真人化,比如君主立宪,英国的国王就是真实化的“泥胎”,国家有了他就不会因夺权而动乱了。没有这个象征的“泥胎”,就会引发很多人去争,争夺终极化的领导权——总统或皇帝。美国的三权分立很好的解决了这个问题,他们争的是司法、立法和行政的权力,国家的终极领导权无法再争了。再看我们古代的帝位传承,李世民有能力当皇帝,但是他位居老二,想当皇帝必须杀掉他的兄弟们,同室操戈,打破“传长不传幼”的规矩,这都是很残酷的。中国历史上的帝位传承,围绕立贤还是立嫡,斗争了几千年。我们看到大多帝位的传承,靠杀戮上去的,还得因杀戮下来,要不就是自然死亡和禅让。

我这个企业的传承,也可以实行自古有之的“传男不传女,传长不传幼”,我可以按照我的意愿塑造企业接班人,我也能够顺理成章的让儿子接班,但是我考虑这些都解决不了终极问题,就是用什么塑造领导人的问题,领导人怎么上台和下台的问题。那么私企立宪就能解决这个问题。私企立宪已历五届,实行快10年了,事实证明,这个制度的确能够使企业和谐,家族和睦。

(财经责编:丁俊龙)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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